在風雨如晦的20世紀初期，和無數(shù)仁人志士一樣，青年鄧小平經(jīng)歷了從樸素的愛國主義者到堅定的共產(chǎn)主義者的浴火重生過程。他16歲遠渡重洋，赴法國勤工儉學，在那里接受馬克思主義，加入中國共產(chǎn)黨，牢固樹立起一名共產(chǎn)黨人為人民謀幸福、為民族謀復興的初心和使命，并矢志不渝為此奮斗了70多年。

 

“一直就是相當共產(chǎn)主義的”

半殖民地半封建的黑暗社會孕育了青年鄧小平救國救民的理想和追求。辛亥革命前夕，讀小學的鄧小平參加“保路運動”的鼓動活動；辛亥革命后四川各地武裝起義時，鄧小平曾到父親的軍營里住了兩天，好奇、興奮地體驗“軍旅”生活；袁世凱稱帝后，軍閥混戰(zhàn)，連年不息。這時，少年鄧小平開始萌發(fā)一種“簡單的愛國思想”。

十月革命一聲炮響，給中國送來了馬克思列寧主義。在五四運動中，鄧小平積極投身到反帝反封建的政治斗爭洪流中，產(chǎn)生了初步的愛國和民主的思想。1919年，15歲的少年鄧小平遵父命到重慶為赴法勤工儉學作準備。1920年，赴法國勤工儉學，這件事改變了鄧小平的人生。1964年2月，鄧小平同泰國前總理乃比里談話時曾說：“其實我們當時去法國，也只是抱著一個‘工業(yè)救國’的思想。當時我才16歲，受到五四運動的影響，就想出洋學點本事，回來搞工業(yè)以工業(yè)救國。”

到了法國，嚴酷的現(xiàn)實粉碎了他的夢想，“工業(yè)救國”“學點本事”等等變成了泡影，失學、失業(yè)、饑餓甚至死亡的威脅，迫使他重新對人生作出新的抉擇。施奈德鋼鐵廠、哈金森橡膠廠超強度的勞動，以及勉強糊口的各種打短工，磨煉了他的意志，也使他對工人階級政治上受壓迫、經(jīng)濟上受剝削的地位有了更切身的感受。性格開朗、樂于交際的性格又使他很快融入趙世炎、李立三、周恩來、李維漢、王若飛等中國共產(chǎn)黨早期領導人的革命圈子里。在人生觀形成階段，鄧小平的信念是很純潔的，如他在莫斯科中山大學填寫履歷表時所說：“我從來就未受過其他思想的浸入，一直就是相當共產(chǎn)主義的。”

 

“入黨宣誓是一件很莊重的事”

鄧小平是在哈金森橡膠廠做工期間逐漸接受革命思想的。王若飛經(jīng)常和他一起散步、交談，向他介紹革命思想。鄧小平開始閱讀《新青年》《向?qū)А返?/span>“關于社會主義的書報”。有自己勞動生活的切身體會，有先進同學的影響和幫助，再加上思想上接受馬克思主義書籍的觀點，鄧小平有了參加革命組織的要求和愿望。他開始向旅歐中國共產(chǎn)主義青年團組織靠攏，參加一些活動，受到團組織的關注和重視。

1923年6月，鄧小平來到巴黎，加入旅歐中國共產(chǎn)主義青年團。一邊做雜工，一邊在周恩來領導下，參加旅歐共青團機關刊物《少年》雜志編輯工作。這個過程，鄧小平在1926年1月寫的自傳中說，那時社會主義的團體在西歐已經(jīng)成立了，不過因為我的生活太浪漫，不敢向我宣傳，及到1923年5月我將離開蒙達爾紀時，舒輝暲才向我宣傳加入團體，同時又和汪澤楷同志談了兩次話，到巴黎后又和穆清同志接洽，結果6月便加入了。我加入團體是汪澤楷、穆清、舒輝暲三同志介紹的。

這是一個確定人生航向的神圣時刻，需要舉行宣誓儀式。年輕的鄧小平心里充滿了緊張、興奮，直到60多年后對當時的情景還記憶猶新。他描述當時只覺得頭腦嗡嗡作響，甚至能聽到自己心臟怦怦跳動的聲音。1980年2月5日同胡耀邦、胡喬木、鄧力群談對修改黨章的意見時，他提到舉行入黨宣誓儀式的必要性：“黨員一章中增加了入黨要舉行宣誓儀式的內(nèi)容很好，我很贊成。我加入共青團時，是和蔡大姐一起宣的誓，誓詞是事先背好的。入黨宣誓是一件很莊重的事，可以使人終生不忘。”

1924年7月，鄧小平當選為旅歐共青團執(zhí)委會書記局成員。根據(jù)中共中央有關規(guī)定，凡擔任旅歐共青團執(zhí)委會領導成員，即自動轉(zhuǎn)為中國共產(chǎn)黨黨員。這樣，鄧小平就正式加入中國共產(chǎn)黨，這時他還不滿20歲。

 

“把我的身子交給我們的黨，交給本階級”

舉手宣誓只是革命生涯的開步走，真正將自己的人生同中華民族抗爭、獨立、振興的歷史進程緊密相連，還要初心與使命意識的不斷淬煉。

在旅歐共青團執(zhí)委會工作期間，鄧小平參加編輯《少年》（后改名《赤光》）刊物。他負責刻蠟版和油印，因刻字工整，印刷清晰，裝訂簡雅，被大家譽為“油印博士”。他全身心地投入到黨團工作中，成為一名頻繁活動的堅定的積極分子。他在勤工儉學學生中積極發(fā)展一批學生加入組織；在《赤光》上撰文，運用馬克思主義的階級分析觀點同“國家主義派”展開針鋒相對的斗爭；參加領導聲援五卅運動的反對帝國主義的斗爭；在重大集會上發(fā)表鼓動人心的演講。他因而成為法國警察重點監(jiān)視和驅(qū)逐的對象。

根據(jù)黨組織的安排，1926年1月，鄧小平離開巴黎到達莫斯科，先入“莫斯科東方大學”學習，隨后又轉(zhuǎn)入“莫斯科中山大學”。在這里，他系統(tǒng)學習馬列主義理論著作，進行嚴格的黨性鍛煉。在政治上最強、斗爭最劇烈、人才最集中的“理論家班”上，他以犀利的詞鋒、雄辯的口才同國民黨右派學生進行激烈辯論，贏得“小鋼炮”之稱。

他在一份所寫的“來俄的志愿”中對自己的思想進行了深刻的剖析，寫道：“我能留俄一天，我便要努力研究一天，務使自己對于共產(chǎn)主義有一個相當?shù)恼J識。”“我來俄的志愿，尤其是要來受鐵的紀律的訓練，共產(chǎn)主義的洗禮，把我的思想行動都成為一貫的共產(chǎn)主義化。”“我來莫的時候，便已打定主意，更堅決地把我的身子交給我們的黨，交給本階級。從此以后，我愿意絕對地受黨的訓練，聽黨的指揮，始終為無產(chǎn)階級的利益而爭斗。”

 

“為社會主義奮斗是值得的”

鄧小平的人生歷經(jīng)坎坷，三落三起。他一次次被打倒，又一次次站起來，愈挫愈奮。這是因為他始終做到不忘初心、牢記使命。他曾在談到自己的經(jīng)歷時說：“我是‘三落三起’。”“我今年73歲，自然規(guī)律不饒人，但是心情舒暢，想做點工作。”

在中央蘇區(qū)反“江西羅明路線”中，他受到工作和家庭雙重的嚴重打擊，陷入人生“第一落”中。但他以超人的沉著、堅毅面對磨難，從主編《紅星》報隨軍長征中“第一起”。“文化大革命”開始后不久，他受到錯誤批判和斗爭，被剝奪一切職務，送到江西監(jiān)管勞動，陷入人生“第二落”中。但他始終保持革命的樂觀主義態(tài)度，堅信還能為黨再次工作，終于恢復國務院副總理職務，實現(xiàn)人生“第二起”。1975年他主持黨、國家和軍隊的日常工作，對“文化大革命”以來所造成的嚴重混亂局面進行全面整頓，遭致1976年4月再次被錯誤撤職、批判，陷入人生“第三落”中。但他依然堅信還能再次奮起，粉碎“四人幫”后，在黨的十屆三中全會上他官復原職，實現(xiàn)人生“第三起”。已經(jīng)是73歲的鄧小平歷經(jīng)那么多的磨難，仍然初心不改，不忘當年入黨時立下的誓言。他說：“作為一名老的共產(chǎn)黨員，還能在不多的余年里為黨為國家為人民做一點力所能及的事情，在我個人來說是高興的。出來工作，可以有兩種態(tài)度，一個是做官，一個是做點工作。我想，誰叫你當共產(chǎn)黨人呢，既然當了，就不能夠做官，不能夠有私心雜念，不能夠有別的選擇，應該老老實實地履行黨員的責任，聽從黨的安排。”

 

這是多么堅定的信念力量！

面對革命戰(zhàn)爭的槍林彈雨，他浴血奮戰(zhàn)、視死如歸；面對新中國建設的艱難局面，他勵精圖治、百折不撓；面對“文化大革命”的十年內(nèi)亂，他信念執(zhí)著、從不消沉；面對國際國內(nèi)政治風波，他冷靜觀察、從容應對。

1992年，88歲高齡的鄧小平在南方談話中說：“我堅信，世界上贊成馬克思主義的人會多起來的，因為馬克思主義是科學。”“不要驚慌失措，不要認為馬克思主義就消失了，沒用了，失敗了。哪有這回事！”同年，他在同弟弟鄧墾談話時，又極為動情地說：“共產(chǎn)主義理想是偉大的，但要經(jīng)過相當長的歷史階段才能達到。社會主義是可愛的，為社會主義奮斗是值得的。這同時也是為共產(chǎn)主義奮斗。”

就這樣，從“工業(yè)救國”到“把我的身子交給我們的黨，交給本階級”，從年輕時的“已打定主意”到晚年的“奮斗是值得的”，鄧小平用一生的堅持與奮斗，生動詮釋了一名共產(chǎn)黨人“革命理想高于天”的堅貞信仰，生動詮釋了“不忘初心，方得始終”的真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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